孙景坛提要：本文对中国古代史上的十几种“五霸”说，和现在史学界的最流行的两种“五霸”说——“齐桓、晋文、楚庄、吴阖、越勾践”、“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提出了批评。认为：“五霸”的判别，在时限上应以《左传》所载的“齐桓始霸”和宾媚人所说的“五伯之霸也”为准；在人选上应以被时人曾“许之为霸”为据。这样，“五霸”应是“齐桓、晋文、晋襄、秦穆、楚庄”。
关键词：五霸 左传 宾媚人 齐桓 晋文 晋襄 秦穆 楚庄
“五霸”是中国古代史上的常识，但“五霸”究指哪五人，自古及今两千年来史学界一直众说纷纭，说法有十几种，人头多达十五个。现在，史学界的说法仍有两种：一为齐桓、晋文、楚庄、吴阖、越勾践；另一为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而《历史辞典》、《辞海》、《辞源》等权威典籍，对“五霸”词条的解释则是二说并存，莫衷一是。这个问题似乎成了千古之谜。不过，笔者认为：只要详加研究，这个千古之谜是不难解决的。下面，笔者想对此谈点新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古今”五霸”说的历史回顾
“五霸”说的历史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战国后期至唐宋；二是明清至近代；三是现代。
第一个时期是“五霸”说的争鸣时期，各家主要是提出了自已关于“五霸”的说法，但都缺乏论证。就目前掌握的材料看，他们的“五霸”说共有六种：
1、“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说。如荀子《王霸》说：“……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从之者有《墨子·所染》等。
2、“齐桓、晋文、秦穆、楚庄、越勾践”说。如王褒《四子讲德论》说：“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齐桓有管、鲍、隰、宁，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晋文公有咎犯、赵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由、五羖， 攘却西戎，始开帝绪；楚庄有叔孙、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诸夏；勾践有种、蠡、谍、庸，克灭强吴，雪会稽之耻。”
3、“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说。如《白虎通·号篇》说：“五霸者，何谓也。昆吾氏、大彭氏、豕韦氏、齐桓公、公晋文公是也。”从之者有服虔《左传解谊》、高诱《战国策·齐策一》和《吕氏春秋·先已》注，应劭《风俗通义·皇霸》、崔*（撰：去手+土）《庄子·大宗师》注，杜预《左传·成二年》注，颜师古《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序》注，孔颖达《左传·成十八年》正义，杨士勋《谷梁传·隐八年》疏，丁公著《孟子手音》等。
4、“齐桓、晋文、秦穆、楚庄、吴阖闾”说。如《白虎通·号篇》说：“或曰‘五霸’谓：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阖庐也。”
5、“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说。如《白虎通·号篇》说：“或曰‘五霸’谓：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也。”赵歧《孟子·告子》注、应劭《风俗通义·皇霸》、高诱《吕氏春秋·当务》和《淮南子汜论篇》注，陆德明《左传·成二年》释文、颜师古《汉书·地理志上》注、司马贞《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索引等，从之。
6、“齐桓、宋襄、晋文、秦穆、吴夫差”说。如颜师古《汉书·诸王侯表序》注说：“此五霸谓：齐桓、宋襄、晋文、秦穆、吴夫差也。”
在这六种说法中，从之者较多的有两说，无从之者的有三说；人头十一个，其中完全相同的仅有二人，即齐桓、晋文；十一人有八人在春秋，有三人在夏商二代。
第二个时期是“五霸”的考订时期。此时史学界开始对以往的“五霸”说进行了新的审视，有人同意以往的说法，有人则提出了新的“五霸”说。这时的“五霸”说有五家（本文由于篇幅有限，其考订一律从略）：
1、“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说。如何燕泉，见《疑耀》卷一；王端履的《重论文斋笔录》；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二等。
2、“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说。如张萱的《疑耀》卷一；毛奇龄的《四书剩言》；吴汉翃的《春秋提要》等。
3、“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说。如阎若璩《四书·释地三续》。
4、“齐桓、晋文、晋襄、晋景、晋悼”说。如全祖望《鲒崎亭集外编》卷36。
5、“郑庄、齐桓、晋文、秦穆、楚庄”说。如近人朱起凤《辞通》卷十九祃韵“五霸”条。
这时的“五霸”说与以往相比，考订掉了三种说法，新增加了两种说法，人头也由原来的十一人增加到了十五人。但总的说来，这是期的“五霸”说较之以往无重大改观。
第三个时期是对传统“五霸”说进行深人研究的时期。这时期的“五霸”说只有两种：
1、“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说。如杨伯峻先生的《孟子·告子》注。
2、“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说。如金景芳的《中国奴隶社会史》一书。
这一时期的“五霸”说与传统相比，由过去的八种说法骤减到了两种，人头也由十五人减到了七人，不过这时没有提出新说法。
以上所提到的只是关于“五霸”的单一的说法，事实上，自古及今，“五霸”问题还有许多并存的说法：第一时期，如《荀子》、高诱的《吕氏春秋》注，应劭的《风俗通义》、班固的《白虎通》等；第二时期，如顾炎武的《日知录》和蒋炯的《重论文斋笔录》等；第三时期，如《历史辞典》、《辞海》、《辞源》等。另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学术以及政治气候的变化，“五霸”的最流行的说法也不一：如古代是儒学统治时期，所以清代以前最流行的说法为杜注《左传》中的“昆吾、豕韦、大彭、齐桓、晋文”与赵注《孟子》中的“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二说。自近代以，来由于《荀子》之被重新发掘，而且据现代人证明，其自然观接近唯物主义。所以，《荀子·王霸》中的“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一说的呼声顿高，以致发展到了与赵注《孟子》的“五霸”说平分秋色的地步。然则这都是赶潮人的鬼把戏，非有科学之依据。
二、解决”五霸”问题的科学途径
“五霸”问题如何解决？笔者认为：科学的方法是溯源求本，回到“五霸”一词最先提出时的意义上去探索。只有把“五霸”放回到当时特定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中，才能真正得到解决，离开了当时特定的时间、地点和环境，是搞不清“五霸”究竟为谁的。
“五霸”一词最先提出的背景是什么？请看《左传》成二年：“晋师从齐师，入自丘舆，击马陉。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磬与地。不可，则听客之所为。宾媚人致赂，晋人不可，曰：‘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对曰：‘萧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以不孝令于诸侯，其无乃非德类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其晋实有阙。四王之王也，树德而济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诸侯，以逞无疆之欲 。《诗》曰“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
齐、晋交战，齐败。齐侯派宾媚人到晋请和，晋提出了苛刻的灭亡齐国的条件，宾媚人在辩驳中要求晋以“四王”、“五霸”为榜样，接受宝物和割地，不要灭亡齐国，后来晋同意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五霸”一词的是宾媚人，时间是鲁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并且，在宾媚人搬出了“五霸”以后，真的说服了晋国，赢得了外交上的胜利。这说明“五霸”当时在各国诸侯的心目中确有说服力。
由此，我们可以说，“五霸”早在成公二年就已出现了。或者换句话说，“五霸”在历史上活动的时间，应在成公二年以前。因此，到成公二年以后去找“五霸”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这样，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将“晋悼公、吴阖闾、吴夫差、越勾践”排斥在外。同时，晋景公也要排斥在外，因为宾媚人在讲这番话时，对象是晋，而晋此时的君主就是景公，宾媚人要求晋以“五霸”为榜样，显然景公不是“五霸”，若他是“五霸”，宾媚人是不可能那样讲的。如果说“五霸”的下限若定在晋景，那么与晋景以下有关的“五霸”说如《荀子·王霸》的“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白虎通·号篇》的“齐桓、晋文、秦穆、楚庄、吴阖闾”、颜师古的“齐桓、宋襄、晋文、晋襄、晋景”、全祖望的“齐桓、晋文、晋襄、晋景、晋悼”等说法，则都不能成立。这样，“五霸”说就由传统的八种说法一下子锐减成三种说法，人头也由原来的十五人减至十人。
接着，让我们来看“五霸”的上限。应当指出，“霸”字在中国古代第一次出现，是在《左传》庄公十五年：“春，复会焉，齐始霸也。”这里的“始霸”，不仅指齐刚成为霸主，更重要的指齐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霸主，在齐之前，史籍中是没有霸字。或者换句话说，在齐之前，中国历史上没有霸，霸是自齐桓公开始的。
《白虎通》为什么会肯定“昆吾、大彭、豕韦”是“五霸”呢？这里可能有两个因素：一是对宾媚人讲的“四王之王也，树德而济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有所误解。认为，“五霸”应与“四王”相对，“四王”代表三代，故“五霸”亦应分属于夏、商、周；二是根据《国语·郑语》的“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认为，这是夏、商存在过霸的铁证。其实，宾媚人的话并没有人员上的对应关系，讲的只是一种三代与“五霸”之间在统治思想上的承续关系；另外，其对《国语·郑语》中那句话的理解也不对，请看该话的上下关系：
“夫成天下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制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后八姓于周未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当周未有。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彭姓彭祖、豕韦、主动稽，则商灭之矣。秃姓舟人，则周灭之矣。妘姓鄥、郐、路、偪阳，曹姓邹、莒，皆为采卫，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数也。而又无令闻，必不兴矣。斟姓无后。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芈姓□（□=苜+歧，上下结构）越不足命也。蛮芈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姜、嬴、荆、芈，实与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后也，嬴，伯翳之后也。伯夷能处于神以佐尧者也，伯翳能议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后皆不失祀而未有兴者，周衰其将至矣。”
这是史伯的话。背景是：西周后期之幽王时代，郑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以逃？”（1）史伯给他作了详细分析，上面只是史伯分析当中的一小段。这里，史伯立论的主题是，“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都是如此，只有祝融在夏、商有为伯者。而至周时就没有了。但据以上的立论推测，祝融之后，在周衰以后可能会有倔起者，而这个倔起者大概会是“蛮芈”。另外，史伯还谈及了伯益、伯翳的`后代，并同时做了些预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史伯在谈到“昆吾、大彭、豕韦”时，宗旨不是在讨论其是霸与不是霸的问题，而是上古名门望族之后的兴衰问题。因此，这里的“伯”不能当霸讲，而只能当夏、商、周三代的封爵“公、侯、伯、子、男”的“伯”讲。况且，霸字晚出，既不见于甲骨文、金文，也不见于《尚书》、《诗经》，怎么能妄断“昆吾、大彭、豕韦”当时为霸呢？然而，应劭在《风俗通义·皇霸篇》却演绎说：“谨按《春秋·左氏传》，夏后太康娱于耽乐，不修民事，诸侯僭差，于是昆吾氏乃为盟主，诛不从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韦氏复续其绪，所谓‘王道废而伯业兴矣’者也。”但这在历史上毫无根据，只是自我作古而已。
郑庄公是霸吗？郑在东周初期虽最桀骜不驯，它不但灭了虢、郐等国，而且公然与周天子对抗，以致“周郑交质”。但由于郑是小国，四处强敌，国内矛盾又尖锐，在霸业上一直没有实性质的进展，所以《左传》与时人对其从未以霸相许。他怎么能算“五霸”呢？郑庄公确有称霸的野心，但终其身不过是争霸序幕中的一个枭雄。
这样，齐桓之前的昆吾、大彭、豕韦、郑庄等四人也要排除掉。同时，与这四人有关的“五霸”说，如《白虎通》的“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和朱起凤的“郑庄、齐桓、晋文、秦穆、楚庄”等说，亦应排除。“五霸”说就由上面的三种只余下了一种，人头也由上面的十人减至六人，“五霸”就应在这六人之中。
三、“五霸”具体所指之我见
既然“五霸”的活动年代，在齐桓公始霸以后，和晋景时宾媚人提出“五霸”一词之前，“五霸”只能叫“春秋五霸”，“三代五霸”说已无法成立。
现在唯一余下的一种“五霸”说是“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说，余下的曾被传统“五霸”说称为“五霸”的六个人是“齐桓、宋襄、晋文、晋襄、秦穆、楚庄”，这种“五霸”说能否站住脚？这六个人中哪五人应是“春秋五霸”？
我们先来看这种“五霸”说。这种”五霸”说向来缺乏科学的论证，当今著名史学家、经学家杨伯峻先生在重新肯定此说时，亦未做任何说明。笔者认为：这种“五霸”说的合理因素是，它的五个人选均在“齐桓始霸”之后与晋景时出现”五霸”一词之前；但其不足之点是，宋襄公能否算“五霸”？这也是这种“五霸”说一直受人攻击最厉害的地方。
宋襄公是齐桓之后晋文之前在诸侯争霸最激烈年代的一个较为杰出的人物，他争霸的时间很短。宋襄公干的几件得意的事是：在齐桓公死后，齐发生了争夺君位的内部斗争，宋襄公联合卫、曹、邾等国，以武力送太子昭回国继位，是为齐孝公；宋襄公想当霸主，滕国不服，他就逮捕了滕宣公，示威诸侯；他又约曹、邾、鄫等国在曹都会盟，鄫君迟到，宋襄公严惩了鄫君；在曹地会盟时，曹君没尽地主之谊给他送羊，他又派兵包围了曹国的等。宋襄公的所作所为，不仅没使各诸侯们承认他是霸主，反而令人怨恨不已，大家都怀念齐桓公。公元前６４１年冬，在陈的倡议下，鲁、陈、蔡、郑、齐在齐国开会，名义怀念桓公，实则与宋对立。宋襄公为了达到当上霸主的目的，试图拉拢齐、楚，想借齐、楚的威势来压服中原各国，齐、楚表面上答应了将支持他当霸主，并决定在孟地大会诸侯，以正式确认。但是，楚使一回国，楚就准备以武力解决宋襄公，便在孟地埋下伏兵，等宋襄公一到，就把他抓了起来。后来，在宋公子目夷的坚决抵抗与鲁僖公的周旋下，他才被平安放回，宋襄公不仅没当上霸主，反受了楚的嘲弄。他不吸取教训，又联合卫、许、滕等攻打亲楚的郑国，楚救郑，宋、楚军队在泓水相遇，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受伤，从此他就完了。宋襄公根本就没当上霸主。《左传》与时人都未以霸许他，甚至连他的臣下也认为他离霸的要求相距甚远。如《左传》僖十九年说：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
又：宋在泓水战败，“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耉，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受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2）
因此，宋襄公怎么能算“五霸”呢？这样与宋襄公有关的这种“五霸”说也就难以成立了。
由此可见，传统上“五霸”说虽多，没有一个能站住脚的，难怪先贤们争论了两千多年，都未有结果。那么，“五霸”究为哪五个人呢？还是让我们重新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探寻。
查《左传》可知：时人明确以霸相许的共有四人：“齐桓、晋文、晋襄、秦穆”。如庄公十五年说齐桓，“始霸也”；僖公二十七年说晋文，“取威定霸”、“一战而霸”；昭公三年追述晋文、晋襄说，“昔文、襄之霸也”；文公三年说秦穆，“遂霸西戎”。可见，这四人都应属“五霸”之列无疑。
“五霸”的另一人是谁呢？就是楚庄。关于楚庄的霸如何理解？虽然《左传》对此未有明载，但事实上是用旁证来回答的。楚庄成就霸业的标志是晋、楚的“邲之战”。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邲之战”。战前，霸主名义上仍属晋，但晋自襄公以后，其霸主地位已名存实亡。楚自成王开始，国力渐强，至庄王时则更加强盛。楚庄效法齐桓、晋文，做了许多改革，请看战前晋国的士会对楚的分析：
“善！会闻用师，观衅而动。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不为是征。楚军讨郑，怒其贰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岁入陈，今兹入郑，民不罢劳，君无怨讟，政有经矣。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事不奸矣。蒍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其君之举也，内娃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従，礼顺，若之何敌之？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子姑整军而经武乎，犹有弱而昧者，何必楚？”（3）
士会认为：不要同楚战。栾书也有相同的看法。但是，晋国的先縠却不同意，坚持说：“不可！。晋所以霸，师武臣力也。今失诸侯，不可谓力。有敌而不従，不可谓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夫也。命为军师，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为也。”（4）
可见，晋不与楚战，就是承认了楚是霸主；同楚战，若败，楚就更是霸主了。先縠极力要同楚战，是想孤注一掷，拼死保住晋原来名义上的霸主地位。结果，“邲之战”以楚的大获全胜而告终，这样楚便取代了晋的霸主地位。
肯定楚庄王是霸主，还有另一个最有力的旁证，就是《左传》成公十八年明载：晋悼公“所以复霸也”。“悼公复霸”，说明晋在文、襄之后，确曾失霸，失的霸落到哪里去了呢？再回头看看上面晋、楚的“邲之战”，楚庄为霸的事实就无可置疑了。
至此，我们可以结论说：史学界争论了两千多年的“五霸”问题，现在可以斗胆地划个句号了，中国古代的“春秋五霸”的确切所指应是，“齐桓、晋文、晋襄、秦穆、楚庄”。因为在“齐桓、晋文、晋襄、秦穆、楚庄”之外，我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再也找不出曾被时人称之为霸的第六个人了。
四、“五霸”问题被弄得混乱不堪的症结
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五霸”，可是后来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五霸”说呢？根本原因是后人在对此的理解上的错误造成的。应当说，最先提出“五霸”的人，谁是“五霸”，他是清楚的，听的人也是清楚的，无需多说。然而，后来时过境迁，人们只是记住了“五霸”这个词，便以自已的理解开始构造新的“五霸”说，这样就把“五霸”问题搞乱了。
在先秦，最先将“五霸”问题搞乱了的是荀子。可是，当代史学家金景芳先生却对《荀子·王霸》中的“五霸”说推崇备至，说：“《荀子·王霸》说五霸为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墨子·所染》关于五霸的观点与荀子同。关于五霸为谁的说法虽然很多，荀子、墨子乃是先秦旧说，自可依据”。（5）
金先生认为，荀子《王霸》的“五霸”说是“先秦旧说”，实非。首先，荀子没有确定的“五霸”说。荀子在《荀子》一书中不只一个“五霸”说，诚然《王霸篇》认为是“齐桓、晋文、楚庄、昊阖闾、越勾践”，而且《议兵篇》亦说：“齐桓、晋文、楚庄、昊阖闾、越勾践，是皆和齐之兵也……故可以霸，不可以王”；但是，《成相辞》中却有这样的话：“世之祸，恶贤士，子胥见杀百里徙。穆公任之，强配五伯，六卿施。”这就清楚地表明，荀子还有另外一种“五霸”说，这种“五霸”说与其《王霸》中的不一样，这种“五霸”说中包括“秦穆公”，而《王霸》中的不包括“秦穆公”。这样，我们不禁要问：历史上有几个“五霸”？如果说只有一个，那么荀子本人一下子就提出了两个，岂不是自相矛盾？如果有两个以上的“五霸”，岂不随便找五个“霸”均可叫“五霸”？那么，关于“五霸”问题的任何讨论都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荀子根本就不懂什么是“五霸”。金景芳读《荀子》，只看到了一个“五霸”说，还认为是“先秦旧说，自可依据”，这是欠妥的。
第二，《墨子·所染》的“五霸”说，虽与《荀子·王霸》的说法相同，但无法印证《荀子·王霸》中的“五霸”说是对的。诚然，《所染》说过：“齐桓染于管仲、鲍叔，晋文染于舅犯、高偃，楚庄染于孙叔、沈尹，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越句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
从时间上来讲，墨子早于荀子，墨子的时代距“五霸”也较近，但具体涉及到《所染篇》，情况就不同了。《所染》非是墨子手迹，乃后学穿凿，这是任何一个读《墨子》的人都有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所以，《所染篇》极有可能是墨子后学因循《荀子》所致。因此，金先生用《墨子·所染》来证明《荀子·王霸》的“五霸”说是“先秦旧说”亦难于成立。搞乱“五霸”问题的罪魁是荀子，而不是墨子。
第三，《荀子·王霸》的“五霸”说与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五霸”一词的背景不合。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五霸”一词是鲁成公二年，那时“吴阖闾、越勾践”的爷爷也许才会吃奶，他们两个有什么资格奢占“五霸”的席位呢?
自荀子开了一个坏头以后，接着班固在《白虎通》中一下子列举了三个“五霸”说：即“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齐桓、晋文、秦穆、楚庄、吴阖闾”，“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自此，各家纷纷提出自已的“五霸”说，弄得“五霸”说满天飞，后来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四与蒋炯在《重论文斋笔录》卷四中，又把“五霸”区分为“三代五霸”与“春秋五霸”，认为：“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为“三代五霸”，“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为“春秋五霸”，二说可同时并存。但这些“五霸”说由于缺乏科学依据，所以谁也说服不了谁。他们在批评别人“五霸”说时虽慷慨激昂，轮到论证自已的看法时，都张口结舌。
后人在“五霸”问题上的理解错误是多方面的。第一，他们不懂“五霸”与“霸”的关系。“五霸”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霸”则比“五霸”的外延更广。在中国春秋史上，“五霸”只有五个人，而“霸”则有多个人，即不仅包括了“五霸”在内，而且包括了“五霸”以外的“霸”。就拿《左传》来讲，以“霸”相许的除“五霸”外，还有晋悼公亦称之为“霸”，后来《史记》又以“霸”许越勾践等。于是，当后人每看到“霸”的时候，就想将其纳入“五霸”的范畴，如“齐桓、晋文、秦穆、楚庄、越勾践”等“五霸”说的错误既是如此。
第二，训诂上的错误。春秋以后，由于“伯”、“霸”通假，汉古文家便将《国语·郑语》中的“昆吾为夏伯，大彭、豕韦为商伯”中的“伯”训为“霸”，三代“五霸”说即“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的错误即源于此。
第三，他们另立“霸”与“非霸”的标准。如有人把以前史家或时人未曾许以“霸”者，如郑庄、宋襄等都纳入了“霸”的范畴，并将其扩大为“五霸”。“五霸”的“郑庄、晋文、秦穆、宋襄、楚庄”等说的错误即源于此。
第四，他们另立“五霸”标准，如“齐桓、晋文、楚庄、昊阖闾、越勾践”说的根据是：1、“五霸”是中原地区前后相继的霸主，故排除了秦穆；2、“五霸”是在整个中原地区争霸过程中，霸业最显著者。故不列晋襄。其实历史上的“五霸”的真正含义，只是说：东周或春秋时期，在诸侯争霸最激烈的时代，中原地区相继出现的四个与西戎地区出现的一个被各诸侯们所承认的五个霸主，或者说在诸侯争霸最激烈的时代，中国大地上所涌现出来的五个霸主。这里不局限于中原地区，也未有霸业的显与不显之别，如孟子曾说“五霸桓公为盛”，可见还有霸业平常者。怎么能重新加入地区与霸业标准呢？
以上理解错误归结到一点，就是他们都离开了历史上提出“五霸”一词的具体情况，完全根据自已的臆想来空谈“五霸”。要知道，现在是在讨论历史上的“五霸”，而不是我们后人心目中自已想象的“五霸”，若讨论历史上的“五霸”，就只有一个，若是我们后人心目中的“五霸”，则可有多个，乃至无数个。离开了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况来空谈“五霸”，“五霸”问题永远无解。但只要一回到《左传》成公二年以前，与齐桓首创霸业之后的历史时期，“五霸”问题就会明白如画——“齐桓、晋文、晋襄、秦穆、楚庄”，“五霸”舍此其谁也？！
注：
（1）《国语》：《郑语》。
（2）（3）（4）《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宣公十二年；宣公十二年。
（5）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201页。
（本文完稿于1987年发表于《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4月。于南京“困 陋 斋”）
